贵州高空清洗行业现状调查

  一座座城市高楼拔地而起，高空外墙清洗行业也应运而生。但在高空清洗行业发展的同时，困惑与隐忧也一直如影随形。2015年7月24日，西安两名蜘蛛人命陨高空；8月20日，突起大风将长春5名作业蜘蛛人困在了高空。连日来，接连不断的新闻事件将“蜘蛛人”这一高危职业，再次推入了公众视野之中。近日，本报记者正常采访了贵州省相关从业人员及行业机构，对“高空清洗”行业进行了调查。

  一位蜘蛛人的“秘密”8月15日，天气晴。贵阳市花果园E区，13栋和14栋连接处天桥的玻璃顶上。腰上拴着安全带和护绳、安全绳，脚上穿着防滑雨鞋，22岁的唐荣坤在玻璃上缓步挪动。

  他这天的工作是清洗天桥顶上的玻璃，从天桥顶到地面，大约6米左右的高度，唐荣坤从早上8点就开始工作了。水管冲水、拖把拖洗，腰上的两根绳子在6米的高空中轻轻摇摆。

  这是他做高空清洗的第二年。去年8月，唐荣坤在师傅及本家叔叔唐登宪的带领下，踏进了“高空清洗”行业。

  第一次“实战”是在观山湖区新世界小区，一栋三十多层的高楼，楼高近百米。第一眼从楼顶往下望，唐荣坤的心里是忐忑的，从小就喜欢爬树，他认为自身不怕高，“但站在那么高的地方，说不怕那都是骗人的。”唐荣坤坦然道。

  从业至今一年多，不管是百米抑或三百米，“高度”对于目前的唐荣坤来说，早已不是问题。但对于这份工作，唐荣坤还是爱不起来，唯一能吸引他留下的，就是每个月6000元左右的收入。有时候悬吊在高空擦着玻璃，看着写字楼办公室来来往往的白领，唐荣坤还会很羡慕，透过擦干净的玻璃向里瞧，“在办公的地方里上班还是舒服些。”在唐荣坤家里，这份工作仍是一个秘密，“这份工作太危险了，说了也只是让他们担心。”唐荣坤说。

  2015年7月24日，西安两名蜘蛛人在作业时突遇大风，几番撞击后当场死亡。唐荣坤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这条新闻时，“心里顿时就凉了一大截”。“做这行的都知道，身体不适、喝酒了、心情不好、天气不好，通通都不上工。”唐荣坤说，但即便如此，谁也不敢百分百保证悲剧不敢发生。

  记者走访多位“蜘蛛人”发现，干一天近300元的工作收入，让他们舍不得离开，“家政服务一个月才2000多元蜘蛛人虽然风险大，但来钱快。”唐荣坤说。

  贵州亦兵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，从事高空清洗业务已近五年。公司副总经理邓书伟和记者说，“高空清洗”蜘蛛人之所以事故频发，不仅是行业性质所决定的。深层诱因，还源自目前高空清洗市场的混乱。

  邓书伟向记者介绍，目前的高空作业分为两种，其悬吊分为两类，一是吊篮，二是吊板。考虑到操作的便利性、清洗作业长时间的停留，外墙清洁通常用吊板。

  在邓书伟的办公室，他向记者展示了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安全施工许可证、建筑物清洁养护施工公司资质证书、《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培训证书。邓书伟和记者说，其中，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设行业分会建筑物清洁委员会颁发的“安全施工许可证”、“建筑物清洁养护施工公司资质证书”，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高空服务分会颁发的《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培训证书，是目前业内从事高空清洗最认可的“敲门砖”。而针对高空清洗“蜘蛛人”，还需要拥有高空服务业分会颁发的《高空清洗人员上岗证》，抑或国家安监局颁发的《特种作业操作证》，两者都是业内认可的。

  但目前的贵州高空清洗企业，并没做到“一企一证”、“人手一证”，邓书伟说，企业和从业人员没有经过有关专业培训，操作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。

  据2014年贵州省家庭服务业协会调查的有关数据显示，全省拥有相关资质的高空清洗企业约100家左右，但实际从事高空清洗的企业，约有300家。可统计的、持证上岗高空清洗的“蜘蛛人”约300人左右；而整个行业的从业蜘蛛人有近3000人，这一个数字还不包括“马路游击队”和“黑公司”的从业人员，“整个行业的散兵游勇不在少数。”贵州省家庭服务业协会常务秘书长顾震德说。

  40岁的杨炳芬是高空清洁行业中少见的“女蜘蛛人”，她和记者说，她所在的观山湖区金华镇翁井村，几乎每家都有一个“蜘蛛人”。从事高空清洗5年，杨炳芬的手艺都是村里的亲戚“带”的，并没有参加过任何正规培训或考取资质证。以老带新、师傅带徒弟，杨炳芬和记者说，他们村的人都是这样“学出来”的。

  记者了解到，令人尴尬的是，除了国家安监局颁发的《特种作业操作证》外，由高空服务业分会等颁发的各类资质证，在业内虽然认可度较高，但也只有行业自律的作用，“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并不认可。”顾震德无奈地说。

  记者查阅有关的资料发现，针对高空外墙清洗，2009年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《建筑外墙清洗维护作业规程》就有具体规定，高层外墙施工需穿防滑鞋，冲洗须穿胶鞋、雨衣及戴防护眼镜、手套；实施工程人员必须通过技术和安全教育培训，拥有高空作业操作证书等。此外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，2009年就发布了强制性国家标准《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，其中“资格要求”提到，采用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的企业应取得相关安全资质；作业人员应接受相关岗位培训，取得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操作证后，持证上岗作业。

  但让企业困惑的是，标准由谁来监管，资质由谁来颁发，并未在相关文本里明确说明。

  记者分别向贵州省安监部门、贵阳市住建部门咨询，两部门工作人员均和记者说，没有针对这项事项的相关资质认定及颁发，更遑论监管。

  顾震德和记者说，2011年，他曾拿着某高空清洗公司操作不规范的照片，向有关安监部门举报，却被对方以自己“不是主管部门”之由而拒之门外。

  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高空服务业分会副会长刘宇用“无人管”三个字，来形容目前的高空清洁行业。资质认定不清，“市场之间的竞争又以价格定英雄，竞争优势落在低成本投入和管理松散的游击队手里，安全风险隐患增多。”刘宇说。

  2009年12月，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高空服务业分会成立，针对企业及从业人员展开了相关培训及资质认定，据业内人士介绍，这是目前行业内认可度较高的一类资质证。

  “但这样的资质认定也是企业自愿自发获取的，没有一点强制力度。”顾震德和记者说，“即便发现企业、从业人员操作不规范，行业协会也没有一点权利对其进行处罚，只能运用协会力量规范会员单位，”至于会员单位之外的其他高空清洗企业，更加无力制约。

  市场需求还催生了“买卖资质”现象的发生。“有些所谓行业协会颁发的资质证，其实什么培训也没有，就是纯粹的金钱买卖，800块钱一个。”顾震德向记者透露。

  “失范”的高空清洗市场除了提高“乙方”从业人员的安全风险隐患，无形中也增加了“甲方”的风险。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，“马路游击队”、“黑公司”代代相传的清洗经验不仅在安全性上有所欠缺，对外墙清洗也存在“毁容”危险。邓书伟和记者说，据他了解，由于操作不当，贵阳市内喜来登酒店、铂尔曼酒店等多栋建筑都曾有“被洗坏”的经历，原本色调统一的瓷砖表面因强酸腐蚀，变得色彩斑驳，“后来企业又不得不花三倍以上的价格去补修。”邓书伟说。

  按照正规公司的市场报价，目前市场上的外墙清洗价格差不多是2.8元/平米。但这些招标项目，经常被一些“马路游击队”以低至1.8元/平米的价格“截杀”。贵州“指尖上的家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金鑫和记者说，“蜘蛛人”一天的工资差不多是300元起，正规公司的业务量不稳定，最多只养得起三个蜘蛛人，“他们的收入较为稳定，包括基本工资加业务提成。”金鑫说。

  而没有基本工资的“蜘蛛人”，就经常跳槽单干、找外快，“拉上几个人单干的人，凑在一起，又是一个游击队。”邓书伟说。

  对于“甲方”来说，“乙方”该如何明智的选择，也是一个“捋不清”的难题，大多数招标企业对高空清洗的选择要求比较模糊，“不知道拿什么标准评定”，邓书伟说，“规模小一点的企业，对乙方资质要求不高，多受成本驱使；规模大的企业，才相对严格一点。”

  2013年，贵州某科研单位外墙清洗招标，邓书伟拿着这些齐全的资质去竞标，却不被该院认可。“他们要我拿贵州出具的资质证，我当时就告诉他们，贵州没有一个部门发得了这种证。”邓书伟说。

  记者在走访贵州高空清洗行业时发现，“求行政主任部门介入”已成业内人士的共同心声。顾震德和记者说，全国其他省市已在做这方面的探索。在北京，高空服务业分会已与北京市工商局紧密协作起来，“高空分会颁发的资质证，已成为成立高空清洗企业的必备条件。”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高空服务业分会副会长刘宇向记者介绍。

  与贵州相邻的昆明、成都等城市家庭服务类行业协会，正在联合地方安监部门制定规范企业评判标准。而在陕西、安徽等省份，涉及高空清洗行业的清洁行业协会即将成立。此外，贵州省清洁行业协会也正在筹备当中。

  “贵州省清洁协会成立后，将对高空清洗行业的发展进行引导，推广行业资质的认定，以规范整个行业。”顾震德说，但协会的成立主要是用以行业自律，更重要的还是行政主任部门的介入，“在人员培训、资质认定、行业监督管理上，逐步完善。”